台灣低薪困境問題社會討論已久，不同角度切入，就會有不同的解讀，藥方也就不同。行政院主計總處最近加入爭辯，認為低薪問題主因是製造業外移。主計處指出，台灣薪資較高的製造業產能紛紛外移，留下的服務業卻薪資偏低，因而拖累整體薪資表現。許多製造業職位年薪可破百萬，服務業多數薪資卻只有3萬，製造業每增加一個單位需求，會帶動3.8個單位的需求，服務業卻僅能帶動1.8個需求，而且台灣很多服務業是因為製造業而存在，製造業外流造成許多服務業失根，因而逐漸萎縮。
這種說法其實只對了一半，低薪癥結在於製造業外移後，貢獻GDP達6成的服務業生產力未能提高，9成從業人員仍然
台灣薪資成長從1991年起減緩，2001年開始陷入停滯，接著的16年就是實質薪資倒退的年代；與此同時，國內物價仍緩慢上升，國人實質購買力減損；但這十多年房價大漲數倍，低薪困境把年輕人買房期望打入深淵，成為這代年輕人心中的最痛。追根溯源，這些原因都不是真正原因，而是其他因素的「結果」。低薪困境的根源，在長期的政治對立與內耗，讓台灣自2000年後政府投資障礙重重，民間投資意願不足、外資面對不確定投資環境因而卻步；加上兩岸關係未處理好，製造業紛紛以外移，台灣經濟才開始惡化。高科技產業在扁政府時代開始轉赴大陸投資，當時大陸經濟快速成長，正邁向「世界工廠」地位，製造能力爆發式成長，台灣卻拒絕三通，並祭出各種管制、限制措施抑制兩岸經貿與投資成長。當時台灣貢獻全球PC產量7成，如能將物廉價美的大陸製造納入產業鏈，才能降低成本，提高毛利，但政府堅持拒絕三通，最後高科技產業在國際品牌大廠壓力下紛紛外移大陸。主要代工廠出走，就業機會也被帶走。即使到被綠營封為「傾中」的馬政府上台，開放了三通，但此時大陸已由「世界工廠」開始轉型為「世界市場」，台灣1990年代產業轉型成功，大陸對兩岸產業合作的興趣高、需求大；但馬政府對兩岸相互投資處處管制，如中國移動與國內電信業的入股聯盟最後胎死腹中，面板大廠友達的大陸投資案受政府限制而延誤時機，終而利基盡失。國內投資方面，公共投資固然進入低潮期，近5年平均衰退超過5%，即使是民間投資亦逐漸低迷，讓國內超額儲蓄迭創新高。扁朝時期占民間投資比重高的DRAM、太陽能光電、面板等，在金融海嘯後都奄奄一息；諸如國光石化這種近十多年來僅見、帶動效果高的重大投資案，也因環保因素而中止。加上近年全球科技產業典範移轉，台灣企業調整不及，未能發展出更新的產業模式，導致對外競爭力受影響。這些多重因素，共同造成台灣的低薪困境。如果當初能對兩岸經貿與投資作好規畫與定位，台灣大可以在前往大陸投資，延伸戰線的同時，保有台灣的製造業並往高端升級，而不是「連根拔起」；如果台灣能繼續有更多投資，保住薪資較高的製造業就業機會，則可以帶動更多的服務業就業機會需求，台灣服務業也不會陷入低薪資困境。因此，問題的根源其實在台灣自己，2000年後政府及民間投資雙雙不振。如果有足夠的投資，縱然工廠外移大陸，就業需求也會增加，自然可以帶動薪資上揚。但台灣這十幾年來完全背道而馳。民進黨再度執政後，政治更對立、社會更混亂，兩岸經貿與投資更封閉，不利的投資因素更嚴重。反觀大陸2年前服務業產值已首次過半，未來將是服務業成長黃金期，對服務業尚屬領先的台灣而言，將是一個相互投資的好機會，但民進黨3年前拒絕了服貿，今天繼續緊縮兩岸關係，台灣將再次失去分食大陸經濟紅利的機會。台灣企業對政府離心、缺電風險提高、投資環境不友善等問題如不能緩減，投資低迷問題就很難改善，低薪問題就不可能難改善。曾承諾要幫年輕人加薪的蔡政府知道問題所在了嗎？有能力與意願改進嗎？(中國時報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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